“很多原本看好CDM及風電的投資者，可能因為CDM的風險增加而減少投資或者不投資，這對于CDM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都是一種損害。”何鋼對本刊記者說。

　　分析人士還表示，假如一個國家因害怕失去“額外性”、無法獲得CDM資金支持，而不愿意出臺積極的減排政策，這恰恰有悖于整個應對氣候變化國際框架的初衷。

　　IETA首席執行官亨利•德溫特(Henry Derwent)說，執行理事會的決定讓項目參與方陷入左右為難的境況，“有誰能提前預知國家對清潔能源的政策變化？”

　　不可否認，CDM在幫助實現全球減排資金和部分清潔能源技術的轉移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一顆偉大的種子，在實際應用中卻成長為一個‘燙手’的山芋。”長期研究氣候變化政策的何鋼坦言。

　　世界銀行環境主任沃倫•埃文斯(Warren Evans)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期間也曾對本刊記者說，CDM機制逐漸暴露出滯后不足的一面，有待在未來加以優化。

　　除了“額外性”爭議，CDM目前面臨的問題還包括體系過于復雜、審批過程繁瑣而不夠透明、項目地區分布不均等諸多問題。

　　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各國未能達成一個雄心勃勃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也為CDM的發展帶來了陰影。《京都議定書》的第一承諾期到2012年就將結束，如果不能及時就2020年之前的國際行動達成一致，投資者的信心將受到極大影響。

　　世界銀行在哥本哈根會議期間發布的《碳金融十年經驗：碳市場的發展與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報告就指出，目前已有許多買家對前景深表悲觀，退出了碳交易市場。

　　外部環境的不確定，給中國風電發展帶來了更大挑戰。“中國風電電價政策在過去幾年一直處在相對混亂的階段，各種不同的定價方式并行存在，中國政府也需要自我反省，以避免未來遭遇同樣的困境。” 全球風能理事會政策主任喬黎明說。

　　何鋼則認為，短期內最重要的是增強政府定價機制的透明度，重建真實可信的衡量標準，因為這樣的努力可以減少額外性的爭議，對增強CDM的可信度也非常有幫助。

　　他還建議，未來進行風電投資時，需要將CDM的風險納入考慮之中，并積極拓展其他政策支持和資金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