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這種情況下，風電與化石能源發電，將成為具有明顯區別的兩種產品。在30%的份額下，風電的價值可能只有市場平均電力價格的50%-80%了（圖2）。其市場的最優份額，取決于其自身的成本與其相應價值的比較，而不是彼此間的比較（比如基于度電成本）。 　　
　　如何貢獻于可再生最終平價？
　　
　　關注可再生能源平價的理由很簡單。如果可再生一旦變得比化石能源發電便宜，那么不需要任何政策，那么能源轉型，減少污染與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就自然完成了。這將是科學家/技術工程師的功勞。
　　
　　短期內如果不能平價，那么是不是就不應該發展那么多可再生能源了？答案一般是“不一定”。環境、排放、經濟可持續的約束在哪里，可再生的動態最優份額會顯著的大于其目前的份額。這種發展仍舊是必要的，問題變成了如何探討“可行性”。由于市場價值下降的存在，可再生要平價，需要比之前更深程度與更快的成本下降，或者額外的更有力度的政策。
　　
　　這種平價的實現，如果需要時間，以及更多的時間，那么“轉型期”，額外政策的介入將是必要的，特別是全局性（economy-wide)的政策，比如碳稅。此外，如何實現平價，從研究開發與經驗積累角度，這種政策也給這兩方面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明確的信號，可以說是“引發/催化了技術進步”的政策。
　　
　　當然，社會公眾的需求永遠是個可能的顛覆性因素。如果自愿性的，民眾寧可花5毛/度去消費可再生能源，而不會去選擇2毛的煤電，從而電力不僅在生產端，而且在消費端也成為了一種非均一的產品。“可再生電力”就是比傳統電力酷，那么這個問題也自動解決了。這方面，社會運動與文化成為了關鍵的因素。這在我國的現狀情況下也遠遠不是現實，但是已經出現在北歐等地方的民眾中。
　　
　　總結與政策含義
　　
　　對可再生能源的盡快平價，從而減少乃至完全取消補貼，是一個良好的愿望。但是，現在存在的很多預期，在工業與企業層面基于競爭策略的考慮之外，仍舊更多是基于期望的美好愿望，而不是我們對這個問題的全面理解。特別是關于技術進步不確定性、短期競爭動態以及電力價值（而不是成本）的理解。
　　
　　可再生能源享受超額補貼，是不公平，但是基于社會總體動態最優的價值標準，其享受補貼來積累經驗，促進技術的持續進步，往往是公正合理的。建設性、有擔當的政策制定者往往需要“不公平但是公正”的補貼，而不是淹沒在以“公平”的名義叫嚷取消補貼的噪音當中。
　　
　　總之，可再生能源是否能夠平價，何時平價，是一個遠比想象復雜的問題。這種平價的確定性僵直目標，需要盡快從嚴肅的政府文件規定中去掉。我國的可再生能源補貼，需要至少保持20年以上，至少到2025年（以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開始實施算起）。這是一種戰略選擇與定力。它可能是錯的，但是從目前來看無疑對整個產業鏈，特別是發電與設備制造行業的可持續發展是風險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