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hes明確表示，導致棄風限電的根源并非技術，“技術是個挑戰，但不是最大的障礙”。他提出，考慮到電網的自然壟斷性，發展可再生能源并網需要加強監管和市場化改革。
　　據悉，在本世紀初，德國的電網運營商也曾反對發展風能、太陽能。究其原因，Matthes認為：“不是他們處理不了，而是事關公司利益，由于可再生能源接入后要減少運行小時數，所以他們利用電網的壟斷權要求棄風。”
　　后來，德國加強了監管，調整了電網運營系統，進行電網的改造升級，使電網接入可再生能源也能獲利。“現在他們反而更加支持可再生能源了。” Matthes說。
　　同時，德國建立了更加開放、自由的電力市場，太陽能、風能等可以通過競價進入市場，由于其遠期邊際成本是零，可以以較低價格進入市場。
　　此外，德國進行了復雜的電網規劃，輸電網運營商和輸配電企業都要針對可再生能源低比例、中比例和高比例接入三種情景進行模型模擬，提出今后20年相應的升級規劃，結果由監管機構公示。據悉，在2014年的公示中，監管方獲得了幾萬名科學家的反饋意見。隨后，這些規劃將通過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
　　可以說，雖然德國的電力系統基于市場機制，但立法和規劃需要大量協調工作。“德國人做這件事也花了很大力氣。”Matthes說。
　　中國未來
　　有人認為，德國國土面積較小，同中國沒有可比性。
　　對此王仲穎表示，德國電網跟歐洲其他國家互通，相當于中國34個省市自治區相互連通，其經驗完全可以借鑒。但是，歐洲建立了完全競爭的電力市場，而中國沒有。
　　他同時指出，所謂柔性能源互聯網，完全可以包容風電、太陽能的波動性。
　　侯佑華亦表示，無論電網發展到什么程度，可再生能源的波動性是客觀存在的，不會因為有了智能電網就不波動，應建立更柔性的電網來適應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而對于電網的合理規劃，首先必須明確各種能源在電網中的比例。
　　“我們要真正實現大規模減排，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約束。《可再生能源法》對各責任主體都明確了利益，但卻沒有明確責任，例如現在普遍存在棄風、棄光，誰該承擔責任呢?正是因為這種責權不對位的關系，才在能源管理上暴露出很多問題。”侯佑華說。
　　實際上，正是由于《可再生能源法》缺乏強制性目標要求，導致各項配套政策難以落實，才引發目前的上網難題。
　　石定寰也指出，各種利益沖突和補償需要從政策上考慮利益平衡，如何在《可再生能源法》的落實上貫徹中央依法治國的精神，仍是巨大挑戰。
　　“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確實是個系統工程，但首先要變革觀念，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傳統能源還在延續過去幾十年的老觀念，如果觀念變革不了，其他都是白搭。德國雖然是個市場經濟國家，但落實改革的力度比我們要大，我們還缺少實際行動。”石定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