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中國對煤炭的依賴還遠未結束。化石燃料（主要是煤炭）仍占發電能力的近70%。盡管中國計劃大幅增加核電和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比重，但咨詢機構IHS表示，預計2020年前中國也將新增24800萬千瓦的燃煤發電裝機容量，相當于每月新建約三座燃煤電廠。
    燃煤讓中國的城市烏煙瘴氣。但在中國試圖擺脫對煤炭的依賴之際，其它一些因素突顯中國面對的巨大挑戰。水電大壩目前是中國遙遙領先的最主要可再生能源，但不可能無止境地建設下去。核電成本高昂。中國的頁巖氣行業仍處于發展初期。煤炭不僅廉價，在身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經濟中，煤炭也根深蒂固、盤根錯節。
    對能源和氣候政策領域的官員和顧問的采訪似乎表明，中國與圣奧古斯丁(St Augustine)有共同之處。后者曾祈禱：“賜予我貞潔吧，但不是現在。”
    沒錯，中國希望減少排放，但它或許不想以氣候科學可能要求的速度迅速減排。
    雖然30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令人矚目，但中國仍有近1億人生活在每年2300元人民幣（不到400美元）的國家貧困線以下。中國應當在實現與西方可比的生活水平之前像西方那么快地減排——這種觀點仍極不受歡迎。“中國不是乍得，”解振華提到的乍得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國也不是美國、歐盟或日本。”
    他表示，這些國家的碳排放在人均GDP達到1萬至1.5萬美元（一些情況下甚至是3萬美元）時達到頂峰，而中國的人均GDP還在6000美元左右。
    那么，中國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今年9月各國首腦在聯合國(UN)闡述各自的氣候變化對策時，我們或許將看出一些眉目。
    按計劃，此次聯合國會議將重點關注國際氣候談判。此輪談判定于在明年后期的巴黎氣候大會上達成應對碳排放的全球協議。
    中國表示，到2020年，其碳排放與GDP的比例將至少比2005年水平降低40%。比起歐盟、美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家提出的排放量絕對值削減，中國的目標相去甚遠。
    但政府間氣候變化問題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最新報告的作者之一、荷蘭環境評估局(PBL 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gency)的德特勒夫•范維倫(Detlef van Vuuren)表示，中國的立場可以理解。
    他表示，中國經濟增長遠遠快于歐洲國家，“所以對我們來說，削減排放量絕對值要容易得多。”
    這就帶出了一個問題：中國的排放量何時將見頂（自然或是受政策努力的影響）？
    荷蘭環境評估局近期參與了一項大范圍的研究，該項研究借助一系列氣候-經濟模型來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大多數模型似乎顯示，若沒有更嚴厲的政策，排放增長將至少延續至20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