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體而言，我國工業產能過剩的程度并不十分嚴重。估測結果顯示，一是中國工業企業利潤率、盈利增速的走勢基本一致；二是2013以來，中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約為78%-79%，顯示產能整體過剩，但并不十分嚴重。

    就結構而言，我國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其中，電解鋁、電石、焦炭、水泥、平板玻璃、粗鋼、風電設備、光伏、造船，產能利用率低于70%，電解鋁、光伏兩個行業可能低于60%。產能利用屬于正常水平的行業有：煤炭、發電，產能利用率高于85%。產能利用狀況最好的行業是汽車，目前產能利用率超過95%。中國產能過剩的總體狀況是：整體情況好于市場傳言，結構問題甚于整體問題。

    表2、中國部分行業的產能利用率（2009-2012）
    
    我們傾向于認為，中國經濟在2018年之前將持續受到產能過剩的困擾。產能去化的進程有一系列棘手問題：一是地方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是否持續擴張，產能過剩在很大長度上，是中國現行的稅制，使地方政府有擴張產能，從生產和流轉環節獲得稅收資源的沖動。地方國企需要較為劇烈的兼并重組，甚至市場退出。二是央企以持續的加杠桿不斷擴張，也是產能利用率不高的原因，這從表象上可以歸結為央企在要素資源的獲得上，在市場準入上的行政優勢，其根本仍然在于政府尚未能對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采取競爭中立的姿態。三是產能去化依賴純粹的市場手段難以實現，例如巨型鋼鐵企業產能過剩的同時，以“廢鋼＋電爐＋污染”的小鋼廠在基層政府的縱容下，反而可能卷土重來。淘汰落后產能需要行政和市場力量的并舉。

    中國甚至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產能過剩，都揭示出全球創新活力的不足。幾乎所有的投資者都愿意投入收益豐厚和產能不足的行業，而不是相反，但在現實世界中創新匱乏使得這樣的行業過于稀缺。創新的浪潮從大到小，大致可分為核心價值觀和文化認同的創新→制度創新→經濟理念創新→系統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品牌和營銷創新→加工制造創新。所謂核心價值觀和文化認同創新，決定了創新的源泉，人類文明至今，創新源泉并不豐裕，例如古希臘羅馬，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歐洲及其周邊不斷復制其文明自身，帶來創新的傳播。在此之下，衍生出制度創新，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創新。例如11屆3中全會的創新性在于打破了僵化的價值觀，然后才能經濟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創新。此后是理念創新，理念創新是在制度許可的環境下，一場真正的頭腦風暴，例如基于軍事需求而重發的互聯網理念。在此理念下，才出現了覆蓋服務器、路由器、骨干網、終端和軟件等子系統和具體產品。產品創新往往先于技術創新并受制于技術創新。而加工制造環節的創新，則已處于創新的末端。在滿足一定質量要求的前提下，將加工制造成本減削至極限低，是中國企業的優勢創新能力。但這不足以支撐產品創新或系統創新。